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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历史，这种制度的分野早已上演过无数次。古雅典的公民大会尝试了一种权力分散、鼓励辩论和参与的模式，孕育了哲学和艺术的辉煌。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波斯帝国则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最终使其在面对希腊城邦联盟时一触即溃。同样，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凭借其相对开放的商业制度和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律框架，一度成为地中海的经济奇迹。然而，当其制度逐渐封闭，精英阶层固化自身特权，限制了新来者的机会时，威尼斯的创新活力便开始衰退，最终被更具包容性的竞争对手（荷兰和英国）所超越。

　　现在，奇点将至，我们正在创造出不仅能替代体力劳动，更能替代认知劳动的“生命体”——AI。AI可以驾驶汽车、诊断疾病、创作音乐、管理投资，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这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希望：疾病可能被攻克，气候变化或许能找到解决方案，物质生产力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正如核能既可发电也可毁灭世界一样，AI这股强大的力量将如何重塑我们精心构建的制度大厦？它会成为打破贫富差距、赋能全人类的终极工具，还是会沦为固化权力、制造数字奴役的新型枷锁？

　　答案，或许依然藏在那些古老的制度基因里。AI本身没有预设的立场，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并放大我们社会原有的结构和倾向。因此，探讨AI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必须审视，当这股史无前例的技术浪潮冲击我们现有的“包容性”和“掠夺性”制度时，各自可能会发生怎样的演变？这不再是关于蒸汽机取代了多少纺织工，或者计算机让多少打字员失业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可能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的情况下，如何组织自身，如何分配资源，以及如何定义“生存”与“生活”的意义。

　　最合乎逻辑的应对方案，便是我们今天已经开始讨论的“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或“普遍基本服务”（Universal Basic Services， UBS）。这并非什么全新的概念，其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甚至更早的社会互助理念。但在AI时代，它可能从一种激进的社会实验，转变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必要条件。当财富的创造越来越依赖于算法和机器人（这些本质上是全人类知识积累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直接劳动时，通过税收（例如对AI运营利润、数据使用、碳排放，甚至是机器人本身征税）将一部分财富重新分配给所有公民，就显得既公平又务实。UBI提供定期的现金，让人们自由选择如何满足需求；UBS则提供免费或高度补贴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等核心服务。

　　UBI和UBS两种模式并非相互排斥，很可能以混合形式出现。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确保在劳动不再是获取生活资料主要途径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能享有尊严和基本保障。这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更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循环。毕竟，如果大部分人都一贫如洗，那么AI生产出来的海量商品和服务卖给谁呢？没有消费，经济系统就会崩溃。从这个角度看，UBI/UBS可以视为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红利”，是技术进步成果的全民共享机制，就像历史上建立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是为了应对工业化带来的新风险一样。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包容性社会可能会鼓励和支持新的“工作”形式，这些工作或许不直接产生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价值，但对社会福祉和个人成长至关重要。例如，投入更多资源支持艺术创作、科学探索、哲学思辨、社区服务、环境保护、人际关怀（尤其是对老人和儿童的照料，这些领域AI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人类的情感连接）。教育体系可能需要彻底改革，从培养“就业技能”转向培养“生活能力”——批判性思维、创造力、情商、适应性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社会可能会发展出新的评价体系，认可和奖励那些对社区、文化或知识做出贡献的人，即使这些贡献无法用金钱衡量。

　　同时，公共生活本身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当人们从日常劳作中解放出来，或许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参与。对AI伦理的辩论、对资源分配方案的监督、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抉择，都可能成为公民参与的新焦点。包容性的制度需要不断进化，确保权力持续分散，防止科技精英或官僚集团利用信息优势垄断决策。算法的透明度、问责制以及对数据隐私的保护将成为核心议题。我们需要确保AI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被少数人用来操纵民意或固化偏见。历史上，印刷术的普及既推动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也曾被用于煽动仇恨和战争。AI作为信息处理和传播的终极工具，其治理结构将决定它最终是促进民主，还是摧毁民主。

　　因此，在包容性制度的框架下，AI革命的最终结果可能并非一个简单的乌托邦。它更像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复杂图景。一方面，我们有机会摆脱物质匮乏的古老诅咒，实现更高层次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警惕意义的失落、社会活力的衰退以及新型控制方式的出现。这需要持续的社会创新和治理创新，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谈判社会契约，确保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全体人类的福祉。这就像驾驶一艘拥有先进导航系统（AI）但需要全体船员（公民）共同决定航向（制度）的巨轮，驶向未知的水域。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被掠夺性制度主导的国家。在这些地方，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小撮特权者或经济精英手中，法律是统治者的工具而非准绳，腐败横行，大部分民众被排斥在权力和财富分配体系之外。从古罗马晚期贵族寡头垄断土地，导致自耕农破产，社会矛盾激化，到近代许多资源诅咒国家，自然财富被少数权贵攫取，民众却深陷贫困。掠夺性制度的核心逻辑始终是“榨取”而非“共赢”。当AI这柄双刃剑落入这样的统治者手中时，它会带来什么？

　　首先，对于大规模失业问题，掠夺性制度的反应将截然不同。它们几乎没有动力去实施真正意义上的UBI/UBS。为什么要给那些失去经济价值、又可能构成公共威胁的“无用”民众发钱，增强他们的独立性和议价能力呢？精英们可能会认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或许是通过严格控制的、带有羞辱性的救济系统，或是利用廉价的虚拟娱乐麻痹大众）就足够了，甚至可能将大量失业人口视为需要严加看管的潜在麻烦制造者。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将AI带来的巨大财富用于巩固自身权力、购买奢侈品、延长自身寿命、加强军事和警察力量，而不是投资于公共福利。

　　其次，AI的监控和控制能力将被发挥到极致。想象一下，无处不在的摄像头、面部识别、语音识别、步态识别、社交媒体监控、网络活动追踪……所有这些数据都被强大的AI算法实时分析，用于预测和识别任何潜在的异见或反抗行为。社会信用系统可能被全面推行，公民的服从度被量化打分，分数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获得工作、住房、医疗甚至出行许可。这并非遥远的科幻场景，其雏形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在掠夺性制度下，AI将成为奥威尔《1984》中“老大哥”的数字化、全天候、超高效版本。任何对精英统治的挑战，都可能在萌芽状态就被精准扼杀。

　　此外，AI技术和由其产生的数据、财富将被精英阶层牢牢垄断。他们会控制关键的AI基础设施（如算力中心、核心算法），限制技术知识的传播，确保只有符合其利益的应用得到发展。教育系统可能被设计成培养顺从的螺丝钉，而不是具有批判思维的公民。创新或许会在某些领域（如军事、监控技术）得到鼓励，但任何可能威胁到现有权力结构或财富分配格局的技术或思想都会被压制。这就像历史上某些帝国为了维持稳定而抑制商业或技术发展一样，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停滞。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走向极度的两极分化。一端是掌握着AI和数据权力、生活在数字堡垒中的极少数精英，他们可能利用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技术进一步强化自身，甚至在生物学意义上与普通人拉开距离，成为某种“超人类”。另一端则是广大的普通民众，他们生活在被严密监控、经济上被边缘化、权利被剥夺的环境中。他们或许能享受到一些AI带来的廉价消费品或娱乐（作为麻醉剂），但他们的生活质量、自由度和发展机会将受到极大限制。

　　最终，这场由算法引发的终极审判，审判的不是机器，而是我们人类自己，是我们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是我们选择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的智慧。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围绕着篝火，开始讲述关于神灵、英雄和规则的故事，构建起最初的社会秩序。今天，我们围绕着闪烁的数据流和复杂的算法，依然在讲述关于未来、公平和权力的故事。我们选择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并将其转化为我们共同遵守的制度，将决定我们在创造出比自己更聪明的存在之后，是迎来黄金时代，还是走向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