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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升旗”的人不仅爬灯杆，还用红色油漆把路边的人行道斑马线喷成英格兰十字旗，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攻城拔寨”。而他们“进军”的方向，正对着一家名叫“不列颠尼亚”的国际酒店（Britannia International Hotel）。这个发现让我脑子里电光火石般闪过一个念头。最近英国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移民酒店”问题，原来就在眼前。这家酒店安置了上千名乘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寻求庇护的移民。因为他们的到来，酒店周围，成为了当地人表达对英国移民政策态度的“战场”：一拨人刚来抗议移民扰乱治安，另一拨人后脚就跟来，表示不能以偏概全否定所有移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这场争论的中心，国旗不再是单纯的国家象征，也绝非简单的爱国主义表达，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充满火药味的意义，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立场的无声宣言。

　　与“升旗运动”对抗的是地方政府、反种族主义团体和部分普通民众。譬如我所在的伦敦塔村区政府，以及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市政府，都明确表示不同意在公共场所挂国旗，并且采取行动移除。塔村区是英国最大的社区，而伯明翰的非白人人口占比也超过一半。这些地区政府给出的官方理由是：挂国旗会威胁路人安全，工作人员在移除旗帜时遭到了言语攻击，是“不被接受”的行为。塔村区甚至直接声明，挂旗的人“并非本市居民”，是“外来者在播种仇恨”。

　　事实上，国旗争夺战是在英国社会深层矛盾的交汇点上爆发的关于文化、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危机。近年来，英国的移民净增长率创下历史新高，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涌入，不仅给公共服务带来压力，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许多社区的面貌。对于一些本土居民来说，这种变化来得太快，超出了他们的适应能力，从而产生了恐惧和不安。正如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多元文化主义悖论”里所描述的一样，在一个多样化的社区中，人们最初会因文化差异而减少相互信任，这不仅是对新移民，也包括对本地居民。简言之，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人们反而会更倾向于退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信任的半径变小，甚至相互猜疑。

　　英国长期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本意是鼓励不同族裔保留各自的文化，和平共处。但现实却像帕特南所预言的那样，导致了不同社群之间的“各自为政”，形成了诸多的“平行社群”，而非真正的文化融合。当本土居民发现，一些移民社群在公共空间悬挂自己的旗帜（例如巴勒斯坦国旗），而英国国旗却被视为引发争议的根源时，这种双重标准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因此，“升旗运动”的发生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参与者对政府的失望。许多人认为，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无法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政客们被指责为脱离群众，只关心全球经济和城市精英，而忽视了底层社区的困境。

　　然而，历史并非没有可供借鉴的智慧。在东方，我们就曾见证过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融合。一千多年前，北魏孝文帝没有选择固守旧习、筑起高墙，而是以惊人的魄力，主动废除旧制，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最终将鲜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使两个名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曾经骁勇善战的鲜卑骑兵与汉族的文官制度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更具生命力的国家体系。这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朝的建立者杨坚和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其家族都有鲜卑血统，他们的统治集团就是鲜卑和汉族通婚融合的产物。北魏孝文帝的例子向我们证明，真正的强大并非在于排斥异己，而在于开放和吸纳，在于将不同文化融合为更广阔的文明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