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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概念本意是指演员所扮演的戏剧中的人物。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首先将这个名词应用到了社会心理学中。他认为“自我是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与他人交互作用的结果”[1]，社会是一个舞台，社会中的人就是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2]。从社会角色的普遍定义中可以看出四个内涵：第一、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而社会地位则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新闻工作者从外在表现并不容易判断他们的社会地位，只有在采访时，我们才比较容易看出哪些是新闻记者。因此可以说，记者的角色是通过其地位的动态形式表现出来的。第二，角色是人们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新闻记者，是信息的传递者，这个角色，使他有权利要求采访对象提供情况。同时新闻记者也有义务报道事实满足受众需求。第三，角色是人们对于特定地位上的人们的行为期待。社会角色总是与一定的行为模式相联系，记者的职责就是要报道一切应当报道之事，唤起公众的注意，形成社会舆论，促进社会行为的良性发展。第四，角色是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而这种这会关系的网络就是由社会角色编织而成的。角色是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的基础单位，记者是新闻机构中的一个环节，理应认清自己不是单独在工作，而是应该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进行各项活动。

　　新闻记者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和社会活动家，这是对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所作的最简洁、最本质的概括。但是最初记者这个社会角色的产生是源于社会信息传播的需要。一般认为，近代职业记者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意大利威尼斯，他们从事“手抄新闻”的采制和发售。这一时期的新闻记者实际上是商人，那些用于出售的“手抄新闻”，也是商品。17、18世纪政党报刊时期的记者，“大多为争取新闻自由进行过顽强斗争”，他们是政论家。1772年，英国记者经过多年争取获得国会旁听权，可以公开报道议员的发言和辩论，被人称为继贵族、僧侣、资产者后的“第四阶级”。这一时期的记者，最突出的特点是“政论家”。这与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论报纸时期的情况十分相似。[3]现在，大部分媒体的首要目标也是通过传播信息去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于记者角色的理解，历史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角色观，人民公仆”与“无冕之王”。记者的职业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的特殊活动方式和特殊社会地位。在人们心目中，记者的影响无所不及，权力无所不包，这一切，为记者的社会角色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记者是社会公仆、人民的公仆，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角色观。新闻记者是人民的代言人，只有当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从事自己的工作时，他们的工作才有价值，他们的角色才光彩生辉。他们的权力与自由并非是无限的，必须以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记者其实是党和国家的工具，是人民群众的工具。

　　“无冕之王”是西方一些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观，这种观点认为，记者享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无冕之王”一词出自19世纪英国《》三大主笔时期。当时，被称为“大力神”的《》是英国的舆论领袖，主笔辞职后，常被内阁吸收为阁员，人们便称他们为“无冕之王”。同时，还有一层含义，新闻记者是“第四阶级”，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一种独立的“特殊力量”。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方记者所谓“监督政府”、批评总统，都是受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所左右，为某一种政治利益所驱使，并不是超阶级、超党派的“无冕之王”。

　　第二，越位”：孟旭舒在其《记者在灾难新闻中的角色把握》一文中指出，所谓“越位”就是指采访报道中记者的态度、言语以及行为等方式超越了自己身份和职责的传播现象。新闻记者不自觉地在采访报道中成了“干涉者”，直接介入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而忘记自己只是一个客观报道的“旁观者”。其一，记者变成“包公”。最常见的就是新闻报道中出现“媒体审判”现象。“包公记者”最容易在调查新闻事件之前就不自觉地站到的一方，采访中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兴师问罪。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良好愿望值得肯定，但是这种行为有很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其二，记者变成“官员”。有些记者在采访中俨如领导视察指导工作，直接传达“政府旨意”，对事件原因揣测分析，对后期工作妄下结论，甚至发表自己的意见，严重损坏了政府和媒体的形象。

　　首先，信源的利益影响记者的角色。信源是新闻事实材料以及线索性意见的提供者，或为政府，或为个人，或为组织机构。信源是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又可以称作传播者，“指的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即以发出讯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5]它明确记者是一个“伟大的乘数”，能够将信源所提供的信息大量复制、广泛传播。同时，信源隐恶扬善的内驱力会使其有选择地、有控制地提供信息，侧重于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提供。这种选择和控制大多时候是自动化和无意识的，但是有时候也会走上极端，为了实现其主观意愿而发布提供虚假信息，这就与记者传播真实信息的社会责任发生冲突。

　　第二，受众对于记者的角色期待过高或不切实际。受众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他们对记者的期待是提供能够满足其特定需求的信息产品。受众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管理者，他们对于记者维护社会正义、社会公德有普遍的期望。记者会受到受众的影响，即“个人受到群体的影响，其实也就是受到整个社会的影响，只不过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是通过群体整个中介来实现的”。[6]但是具体实践中存在着受众对记者社会角色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期待，认为记者是社会正义的有效或者最后一道防线；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记者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职业的人。公众受到不公正待遇又得不到解决，很容易想到求助媒体，但是记者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不恰当的期待已经超出了记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构成了记者的困扰，使其不堪重负。

　　第三，传媒组织目标与记者角色规范的不一致导致角色冲突。传媒组织对记者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与记者的角色规范是一致的，但是传媒组织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也会与记者角色规范发生冲突。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就派出水均益等记者赴巴格达进行报道。在战争正式爆发之日，水均益等被迫撤离，后来又重返巴格达，但67小时过后，他们再次被迫撤离，安全回国。而几乎同时，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则留在新闻现场，所以社会上就出现了对水均益撤离现场的批评。水均益对此作了回应“从记者的职业性格和职业追求上来讲，也许留下来更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要对得起这份职业，我也要对得起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记者，当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应是冲进去而不是退出来，但是作为传媒组织的一员，服从组织安排又无可厚非。

　　首先，从社会的角度看，必须有一个完备的新闻传播网络，有一种保证新闻记者履行其社会职责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的新闻传播运行机制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新闻观念、新闻事业体制、新闻法规、新闻记者管理制度、政治民主化程度和社会开放程度等等。一般来说，一个政治上比较民主、社会比较开放的国家或地区，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就比较容易形成，表现也会比较成功。没有好的政治环境和制度保障，社会动荡不安、封闭落后，必然会使记者角色在不同程度上发生扭曲，其角色表现也不会十分充分。

　　其次，从新闻记者自身条件来看，首先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只有如此，记者才能够准确把握历史走向，透过现象认识生活、反映生活、评价生活，才能写出真正可以作为“明天的历史”的新闻。其次，要有全心全意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献身精神。新闻这个事业既是一个充满荣耀与诱惑力的职业，又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职业，要担当起这个社会角色，就必须有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的献身精神。在全世界，几乎每年都有几名到几十名记者在执行公务的时候牺牲。第三，要有广博的知识和从事新闻工作的实际能力。这是记者驰骋于社会舞台的两个轮子，随着传媒竞争的加剧，新闻从业人员越来越多，但是素质并没有因此而越来越高，大批非专业人员浑水摸鱼，使得新闻记者的角色大打折扣。

　　第三，从新闻报道来看，首先要介绍和阐释社会的美好与正面典型。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一项重要原则。美好的事物往往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对于社会典型人物或者事件的报道，不仅能教育社会公众，也能促进社会道德建设的发展。其次要开展社会批评，扶正祛邪。记者不能只歌功颂德，报喜而避忧，虽然美好的事物总是占主导地位，但社会中的阴暗面是一直都存在的并且不可能彻底消除。这就需要新闻记者不断来揭露，从而能最大程度地消除它们。

　　最后，从“新闻专业主义”来看，传媒是社会的公器，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是仅仅服务于任何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