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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西娅抱怨“活着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箝制。”②的同时,也顺从了老父亲设下的“藩篱”。她给与这道“藩篱”足够的尊重,但她也巧妙地轻快地越过了它,当巴萨尼奥行将作出对匣子的选择时,鲍西娅的歌声带着微妙的暗示——“第一个节奏充满了“head”,并用“lead”,铅,押韵。”③“三匣选夫”的藩篱保护鲍西娅——驱赶了摩洛哥亲王和阿拉贡亲王——的同时又成为她追求自己幸福的阶梯。她顺从其父亲却没有被幽灵意志的僵固所扼杀,因为她并不把“三匣选夫”看作是不可更改的必然律令或原则,她清楚地认识到这只是一项手段,正如她后来解决“剜肉案”时对待威尼斯律法地态度一样。

　　而杰西卡,背叛了自己的父亲,甚至于信仰,带着夏洛克的家财与罗兰佐私奔了。杰西卡说,“噢,我真是罪孽深重。竟会羞于做我父亲的孩子,可是虽然我在血统上是他的女儿,在行为上却不是他的女儿。”杰西卡将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分割为两层意义,一是血统上的,一是行为上的。前者是承继关系,偶然的习俗附加,后者是自由意志的。杰西卡改宗了,选择了“行为上的”杰西卡。我们也许要心生疑惑,为什么杰西卡不能如同她父亲,甚至她父辈们一样安守犹太人的身份,将犹太教的善好当作生命的信仰,而偏偏不再承认传统教义的神圣性了呢,我们在第二幕第五场看见一个隐喻。凭着雅各的牧羊杖发誓,我今晚真的有点不想出去参加什么宴会。可是就去这一次吧。”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夏洛克会去参加他所蔑视的基督徒宴餐。夏洛克的缺席如同《理想国》中克法洛斯缺席苏格拉底与众年轻人的讨论一样,具有对故事推波助澜的作用。夏洛克与

　　克法洛斯一同作为一个父亲,一个对习俗承继无任何疑义的老年人在年轻人面前缺席了。④我们姑且当成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因为在剧情的发展中,父亲作为“藩篱”无助于剧情的奔涌——“克法洛斯的缺席以及他所代表的意义。对于自然权利的探求来说必不可少。”⑤杰西卡在行动上正是叛离父亲与信仰的同时,夏洛克的缺席就必不可少。我们可以从此行动中引申出一种思想上对应的状态,夏洛克以及他代表的犹太教的神圣权威在杰西卡的思想中消失了,缺席了。

　　我们今儿又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夏洛克心中神圣的摩卡和雅各会在杰西卡的心中缺席了呢,这形同回归到我们追问的那个实证性问题,夏洛克为什么会去参加他所蔑视的基督徒宴席,我们只须看看莎士比亚给出的最大提示《威尼斯商人》的题目。我们会思忖为什么这个故事叫“威尼斯商人”,这个题目并没有提示道富有戏剧色彩的剧情——我们也以用“剜肉记”命名,也没有点明英雄式的主人公——我们可以用“鲍西娅”或“安东尼奥”命名,前者是智慧英雄,后者是受难的耶稣。但“威尼斯商人”这个题目具有政治哲学的指涉,从而在意义上揭示了这场喜剧所蕴含的悲剧因素。

　　威尼斯作为现代政邦的雏形之一—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萌芽均与这座城市有莫大干系——它的繁荣是建立在商业互贸的基础上的。在安东尼奥的言辞中亦可得知,“公爵不能变更法律的规定,因为威尼斯的繁荣,完全倚赖着各国人民的来往通商,要是剥夺了异邦人应享的权利,一定会使人对威尼斯的法治精神发生重大的怀疑。”②威尼斯居住着异邦人,必定会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产生冲突,而威尼斯的解决方案——代表着现代改制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建立商业关系的互相和谐来消弥信仰或习俗的巨大分裂。

　　威尼斯是一个居住着异邦人的城市,对于信仰和生活方式之巨大裂缝,商业解决方案——这一凭借金钱利益使人们达到共识的下降性方案成为代替信仰的一致性的精神共识。而律法则从契约形式为主导。这意味着只要双方同意,任何仅关乎各自的事情都可进行,这种对伦理的超越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的伦理。律法之中的商业性原则暴露无遗。然而,律法之为律法,有其作为“藩篱”的正当性与权威性,所以鲍西娅才说,“在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利变更既成的法律。”②这些因素就是“剜肉案”的戏剧冲突来源。

　　鲍西娅的解决办法跟她面对“三匣选夫”的困境时采用的方法如出一辙,我们应该记得鲍西娅是如何仰仗着看似是困境的枷锁而得到自我意愿的爱情,在这场审判中,她利用了律法契约的本身僵固而拯救了安东尼奥。“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鲍西娅说,就仿佛她对她父亲说,“你并没有让我不能暗示求婚者。”鲍西娅聪明地认识到,既成“藩篱”之物,固化不通,正因其只在一方面固化,有更多未言明的空间可济周转,这种智慧有如那名言“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⑦

　　鲍西娅在劝导夏洛克行慈悲之举时说,“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慈悲调剂着公道意味着律法之中加诸人情,这种律法加人情就不再是律法,而是信仰,律法之为“藩篱”时在鲍西娅看来只是一种手段,律法之中加诸人情就像上帝的审判与调度,有着伦理色彩,可以成为一种真正仗以生活的原则或信仰。这句话恰恰是由来自贝尔蒙特的非威尼斯人为威尼斯商人们的纠纷提供的解决方案,那慈悲,人情,是跨越种族与宗教的人性升华的融通,而非如商业契约一样是利益的一致。这种上升的解决方案遭到夏洛克的拒绝。我们看见夏洛克紧紧地攫住律法的权威,视之为不可变更的原则,视之为他最有力的武器。当夏洛克面对败诉时,也平静地接受显然不太合理的惩罚。 ③夏洛克不同于鲍西娅将律法视为手段,他倚仗律法而生活。我们其实颇为同情夏洛克,一个遭遇女儿背叛,在众基督徒之中扮演杀害耶稣的犹太人,最终还被迫改宗。莎士比亚是不是单纯将夏洛克当作恶来描述呢,“And Art made tongue-tied by authority”⑧他在十四行诗第六十六首中说,“艺术的腔喉受制于官府。”莎翁只能通过隐晦的暗示来表达一些受制于基督徒官府的意见。通

　　我们再看看戏剧的场景安排,《威尼斯商人》五幕二十场,威尼斯公共场所——街道、广场和法庭——占去九场,威尼斯夏洛克居所——即私人空间,更是一作为异邦人的私人空间——占三场,贝尔蒙特鲍西娅的“友好宫殿”占八场。在威尼斯,戏剧的聚焦多在于公共场所,即基督徒们与犹太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莎士比亚看见了冲突的所在,即他们必然的接触导致深层宗教的冲突,而在贝尔蒙特,那全然是一种家的感觉,是与威尼斯截然不同的和谐国度——那里的冲突是戏剧性的,是爱情的忠诚,而非宗教的仇恨,换言之,是“自然”(physis)的男女问题,而非“习俗”(nomos)的“藩篱”问题。威尼斯的故事是公共场所的冲突,贝尔蒙特的政事是爱的喜剧,或者我们可以说,威尼斯的故事是不同种人的争执而在贝尔蒙特是同一类人相互理解的温馨。

　　我们于此可以看到《理想国》的影子,贝尔蒙特,如同其名字,是虚幻的文艺产物,那里的“理想”之处是所有人都有共同的德性,正如《理想国》中完美的城邦制度根基于人性的统一。然而,威尼斯依旧于此岸与我们同在,我们无法抹去人性的不统一。莎士比亚在“剜肉案”的结局中草草的断案——夏洛克改宗——并非简单的戏剧处理,而是一种隐晦的诉说,不同种人的冲突总会持存。草草的改宗正是基于一种不现实——夏洛克的仇恨不可能单凭改宗而消除,他是被迫的。——而让我们有所思考,这是政治哲学的问题。

　　“藩篱”与“野兔”表现的意蕴即是束缚与超越的话题。此束缚涵盖了父亲意志,即传统习俗以及律法的象征,而鲍西娅作为野兔,超越了此两种“藩篱”,获得了喜剧性的完满结局。但莎翁在这一喜剧框架内暗藏了许多难以消除的问题。对于“超越”的尴尬,杰西卡之背弃信仰后遇见身份之尴尬与罪恶只是被剧情的的延伸所覆盖,对于律法沦为手段,而夏洛克仍旧依“正义即是守法”行事,莎翁也表现出一定的审慎,而那宗教之争执,摩西与耶稣的争端⑨也仍旧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