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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民族性格。 汉唐之际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居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传 统社会高度发展达到顶峰。汉王朝开疆拓土、武功赫赫；唐王朝对 外开放、海纳百川。在民族交流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在历史上 真正拥有过支配地位的国家，它一定具有伟大的历史，在中国传统社会演进中，汉唐盛 世雄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因。民族复兴是人口众多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基石。

　　汉朝初年，尽管民生凋敝，但贯穿于汉王朝的仍是开疆拓土的赫 赫武功。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的大军迫使匈奴和亲称臣，东汉 窦宪把北匈奴逐到中亚，其间就体现出一种刚健之气。“秦时明月汉 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 边塞诗的宏伟之作，生动地刻画了这幅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长期争夺 的壮丽画面。汉王朝面对周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的冲击，气势 雄伟、耗资巨大的万里长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防御工程，历代 王朝集中了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筑建连接而成。长城集中 完成了凝聚农耕社会的历史使命，其特质延续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强大。这笔丰富的历史遗产传承着我们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伟大的统一力。

　　唐代历史更是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对内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在从中原到塞北普遍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李唐帝国在政治、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国内安定统一；对外则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并，边塞军功成为世人所崇尚的入仕之路。唐初年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蓄，招安回纥的“天可汗”，蓬勃向上的阳刚之气冲洒天地，甚至文人也以出入边塞，习武知兵为时尚。初、盛唐的著名诗人们很少没有经过大漠寒苦，兵刀弓马的生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相似，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思想弥漫在社会气围中。重新辟通的“丝绸之路”引进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享用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大交流、大融合。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吸取的恢宏气度表现出唐王朝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自信。总之，蓬蓬勃勃的向上进取精神和吞吐百家、兼收并蓄的君子风度成为盛唐之际中华民族上升时期民族精神的主导倾向。

　　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夏人居住区以北，是浩瀚的戈壁沙漠、干旱的 草原和人类难以生存的西伯利亚森林与寒原。西北一带，高山大岭， 荒漠施威，使中国难以较长期地维持同国外市场的联系。在我国北部与西部广袤的草原上，游牧经济也曾有过一定的发展，并多次对农业 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冲击。但是，就全局而言，中国的农业文明确实是 在异常开阔富饶的疆域之内，在能防止外来侵扰的四周有利地形的保 护下，独立地酝酿与发展起来的。黄河平原与黄土高原的气候与土壤 等生态条件，特别适宜于单一的农耕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生活的自给自足性，使安土重迁的华夏民族往往不像航海民族与游牧民族那 样，把走向遥远的外部世界视为谋生的必由之路。

　　公元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北征匈奴，南开五岭，形成了一 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 共同心理素质的统一国家。这样，作为一个国家，它就把自己同外界 明显地区别开来了。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都是相 对的，绝对的封闭系统是不可能存在的。每一个系统在它形成之后， 都要与外界置换物质、信息和能量。这样，它不能长期停滞在封闭状 态，系统内部的发展促使它突破原来的界缘，要求与外界进行一系列 置换。中国文化系统在东亚大陆形成后，经过先秦的发展，到汉代已 日臻成熟，汉唐之际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居世界先进水 平，中国传统社会高度发展并达到顶峰。中国人已从自家的小田园中 抬起头，把目光转向一个更为广大的外部世界，并动手拆开篱笆，打破萧墙，与周边民族进行文化交流。

　　这种交流具有两种不同的范畴。一是华夏文化，即最初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民族文化，在中国领土的范围内，由内向外进行 单向的辐射传播。正如孟子所讲:“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 也。”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称呼，是依其与自身的 方位关系而定，中华民族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当时被称为“北狄”“东 夷”“南蛮”“西戎”。产生这种文化传播观念的原因是由于华夏人相对 比自己落后的四邻僻远部族来说，具有较高的文化势能。他们自然会 用先进的制度、习俗、典章文物及生产技术，从君臣秩序、衣冠礼制 到果蔬菜菇、稻麻黍稷，也就是后来笼统指称的“礼乐教化”，去同 化四周的“夷狄”。而落后的四邻自然也乐于为这种更高级的文化所 吸引。虽然游牧民族的侵扰曾经数度打破惯常的均衡，但中原王朝农 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的稳固性、坚韧性，可以在时间的 流逝中消化入侵的异物。一旦后者接受华夏人的“礼乐教化”，原来 的“夷狄”也就变成了华夏共同体的成员。

　　农耕文明在起源和发展上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它产生在高 寒苦瘠生活条件艰苦的土地上，由于不断遭受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强的 游牧民族的攻击，塑造了中国人的积极进取精神，而辽阔的土地又使 得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展拓性。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它 是唯一未修建过长城的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唐朝是一个王朝拥有版图 最大的帝国，国土的西部和北部全部超过了现代中国的疆界范围。强大的军事力量造成了稳定的国家政权，北魏至唐推行的“均田制”、 唐朝实行的“庸调制”，通过将小块的耕地分配给大批小农耕种， 从而使政府获取稳定的税收成为可能，政府收入的有效提高，保证了 经济的稳定，为开放的唐朝盛世奠定了经济基础。

　　唐朝的中国是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实行了开明的 对外开放政策。当时就有 70 多个国家的使节、贵族、商贾、学者、 艺术家、僧侣大批地来到中国进行访问交流；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3 万 多名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盛唐文化；繁华的长安城人口超过一百万，城 里面能够吃到阿拉伯国家的面食，可以得到来自罗马的医生的诊疗， 还有拜占廷的金币和波斯王朝的银币在流通使用；夜晚的酒吧灯火璀 璨，李白、王维一批大诗人骑着白马带着充满诗意的浪漫，观赏中亚 各国的胡姫慢歌劲舞；古都长安展示着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风彩。

　　从历史上看，日本属于中国儒教文化圈，受到高度发达中国文化的辐 射传播，先进文化的刺激和促进因素启动了公元 645 年的“大化改 革”，给日本文化注射进唐朝“圣药”。日本直接吸收唐朝的中央集权 制，将四分五裂的藩邦诸侯分散在手中的权力收到中央，移植了唐朝 的土地和税收制度，使国库充盈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变革，建立起一 套完全以唐朝为蓝本的中央集权君主体制。日本长期受到唐朝的文化 熏染，极大地提高了日本民族文化素质，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可以 说，如果没有这段辉煌的中日交流史，也就不会有今天日本文化优秀 的基因。

　　如果就自然条件而论，长安实非汉唐两代王朝定都之首选。 当时战乱不断，关中地区的经济能力不足以供养国都，因此需要利用 漕运从中国的东部地区输送粮食等项物资，劳费开支极大。秦汉以来 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洛阳、开封都是人才荟萃的润土宝 地，要将中原大地的精英输送苦寒之地非属易事。东汉定都洛阳有利 于维护东汉的统一稳定，北宋则更显疲软不堪、心态已输，因无力对 抗北方游牧民族攻击，而造成王朝屡遭攻陷的颓势。

　　历史上中国东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物产富饶、经济繁荣，促使 人力物质资源自然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东南地区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 产生过一系列社会隐患，人口过度增长突破了当地农业生产能力所 能承载的数量，由此江浙地区产生了大量无地流民，贫富差距日益悬 殊，社会矛盾激化。过度的富庶和安逸是对一个民族精神气质的侵蚀 和消磨，尤其是当中国的首都地处“六朝金粉”的金陵或临安时，中 国自然不复有汉唐时期磅礴恢弘的精神气质。

　　人类文明追根朔源，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航海文化(商业 文化)三大类型。游牧民族诞生于草原高寒地带，逐水草而居，需要 不断流动扩张，因幼年时期不断对航海文化和农耕文化强行攻击，精 力超前耗尽，已被先进文化同化为历史的烟迹。航海文化繁盛于海洋 与近海各岛屿，在与海上风浪搏击中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并富于冒 险精神，在近代获取工业文明的物化成果后，开始在掠夺中完成了资 本的原始积累。然而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是有限度的，一旦到 达扩张和征服的极限，就会面临衰落和死亡。农耕文化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勤劳耕作、安土重迁，守望相助，不相争夺，农耕文 明使人安足稳定并对土地充满热爱，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理想境界。中华农业文明不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补 充调和，而是一种从源头就与之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

　　中国农耕文化产生在高寒苦瘠的辽阔西北地区，艰苦的生活条件 塑造了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勤劳智慧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而辽阔的西北土地使得中华文明具有强大 的拓展性，大西北的地理空间特征让中国完全可以摆脱航海文化大量 消费和掠夺人类不可再生资源的商业发展模式。通过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精耕细作、丰收粮食，在农耕文明长期发展 愿景的激励下，在自身的历史文化脉络中兼收并蓄，走向民族复兴、 探寻文明出路的中国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