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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对阿洛伊斯·李格尔的研究偏重其早期的形式分析〔1〕，相对忽视其晚期在古迹保护领域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李格尔的古迹保护理论不仅是其艺术史思想的深化，更是针对奥匈帝国晚期民族认同危机的一种文化实践。通过解读李格尔的《对文物的现代崇拜》〔2〕及其他著作，本文旨在论证，李格尔正是通过策略性地提升“旧价值”的地位，利用其引发的普适性情感共鸣，来抗衡基于“历史价值”的狭隘民族主义诉求，意图为多民族帝国塑造一种超越性的共同文化遗产与情感纽带

　　阿洛伊斯·李格尔或许是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史家之一，他的著作经常被引用，不仅对维也纳艺术史学派意义重大，对其他学者——如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和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3〕——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阅读《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后，对李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或许促成了他对于“灵韵”（Aura）的讨论。〔4〕甚至，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曾将这本巨著放在自己的讲台上，以此表达对这位大师的崇敬之情。无论李格尔在艺术史家中收获了多少掌声、讨论，或者对“艺术意志”（Kunstwollen）的批评之词，《风格问题》《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荷兰团体肖像画》等艺术史理论著作都构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

　　但随着卡尔·斯沃博达（Karl Swoboda）于1929年出版1996年再版的李格尔《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5〕问世——书中刊载了《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Der Moderne Denkmalkultus: sein Wesen und seine Entstehung”，以下简称《现代崇拜》）这篇文章——学者们才开始对李格尔在古迹保护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给予更多应有的重视。这篇文章是李格尔为奥匈帝国起草的古迹保护章程的序言，其写作动机与奥匈帝国晚期的多民族融合策略相关。问题随之产生：李格尔的古迹保护理论如何作为应对奥匈帝国晚期文化认同危机的策略，又如何体现了其早期艺术史思想的延续与深化？本文旨在论证李格尔在人生最后阶段的古迹保护工作，远非一次简单的职业转向，而是他将其过往学术思考应用于一项紧迫的文化政治议题，即通过重塑帝国境内历史古迹等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为面临解体危机的奥匈帝国构建一种新型的、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认同。

　　那么，是什么导致一位卓越的艺术史家的工作重心从艺术史研究转向古迹保护工作？德沃夏克、尤利乌斯·冯·施洛塞尔（Julius von Schlosser）等学者曾经从学术贡献的角度来理解李格尔此时工作重心的转变〔8〕，但这些说法缺乏直接的史源文献材料作为支撑，也难以完全揭示李格尔内心世界的真实意图。相较而言，笔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深入考察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与来源，与当时流行的古迹保护理论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奥匈帝国内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背景的互动关系，来更全面地理解其动因与意义。

　　李格尔晚年的学术转向并非凭空而来，其思想根基早已在他早年的博物馆工作中显现。1884年，李格尔入职皇家艺术与工业博物馆（Österreichisches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并接替弗朗茨·维克霍夫（Franz Wickhoff）成为纺织部部长。〔9〕当时，该博物馆在奥匈帝国内外享有盛誉，被认为是奥匈帝国文化战略的产物，肩负着提升制造业品位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的双重使命。先前在艾特尔贝格尔的领导下，该博物馆在改善帝国制造业和提升公众品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10〕此外，艾特尔贝格尔还通过博物馆营造了爱国主义氛围，使其成为奥地利设计及其在国内外声誉的捍卫者。换句话说，该博物馆的任务是与奥匈帝国的文化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既要在国内外树立帝国的商业形象，又要在国内培养公民的爱国情绪。〔11〕然而，艾特尔贝格尔的继任者们对博物馆的政策和基调进行了调整。〔12〕1897年春，维也纳分离派成立，该博物馆迅速失去了作为维也纳设计领域领导者和创新者的地位。当教育部官员最终决定对该博物馆进行现代化改造时，他们的工作与博物馆传统产生了决裂，最终导致基于合作关系的博物馆和地方学校于1900年分道扬镳。

　　李格尔同样陷入这场博物馆的理论纷争之中。〔13〕上级管理者削减了他的薪水和晋升空间，上述的博物馆“振兴”计划也和李格尔的理念背道而驰，最终迫使他离开了心仪的博物馆岗位。虽然这段经历并不圆满，但在此期间，李格尔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文物鉴赏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思考艺术品该如何与公众互动，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实现一种文化教育的功能。事实上，李格尔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思考并未中断。1897年，李格尔辞去了该博物馆的工作，担任大学教职，而就在3年后（也是博物馆和学校分道扬镳的4个月后），李格尔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建议书。〔14〕他在此书中概述了关于帝国内博物馆建设的未来计划，其中包括对博物馆藏品的监管，并开始对以往的“理论艺术史”和“实用艺术史”进行进一步的系统性区分。特别是，他在建议书中将“博物馆藏品”称为“历史文物”收藏，而非“艺术与历史文物”收藏，显露出其后文物理论思想的雏形。

　　李格尔在建议书中还提出，博物馆应转型为新型学术机构，其藏品的核心价值应为服务于研究与教学，而非仅仅应用于商业或工业。对他来说，“实用艺术史”意味着将博物馆的文物鉴赏实践重新纳入大学课程。值得注意的是，李格尔对博物馆现行状况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倡的博物馆应用方式，与其创始人艾特尔贝格尔的初衷极其相似：以独特的方式将博物馆收藏与大学教学的使命联系在一起。况且在1863年年底该博物馆创立时，其名称可以直译为“为艺术与工艺而设立的博物馆”（Museum for Art and Industry），而不是“收藏艺术与工艺品的博物馆”（Museum of Art and Industry），这直接表明了在最初设想中该博物馆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使命以及与大学的紧密联系。从这份建议书中可以看出，李格尔已经试图将严谨的学术研究与公共文化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15〕李格尔在博物馆中与文物、公众互动的经历，以及他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思考，为他后期在更广阔的古迹保护领域探索如何通过文物连接公众情感、服务国家文化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也解释了他研究和工作重点发生转变的动机。

　　正是在此背景下，李格尔于1902年选择辞去大学教职，开始担任《帝国皇家艺术和历史古迹研究与保护中央委员会公告》(Mitteilungen der k. k. Zentral-Kommission für Erforschung und Erhaltung der Kunst-und historischen Denkmale，以下简称MZK）的编辑。〔16〕这份公告自1856年起连续出版，是德语艺术史界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物之一。李格尔参与的第3期，专门介绍了考古学、艺术史和古迹保护的相关内容。1年后，李格尔被正式任命为“帝国皇家艺术和历史古迹研究与保护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负责中世纪、早期现代至19世纪中叶的宗教或世俗建筑、雕塑和绘画。1904年1月，李格尔被正式委以同一部门总负责人的职务〔17〕，这赋予了李格尔处理奥匈帝国境内几乎所有古迹遗存的保护、修复和研究的权力。

　　事实上，李格尔在更早之前的一场关于圣斯蒂芬大教堂（Stephansdom）修复的公开争辩中，就已展现了其在古迹保护领域的立场。1882年，建筑师弗里德里希·冯·施密特（Friedrich von Schmidt）提议拆除该教堂入口的哥特式巨型大门，使其恢复到人们认为其原有的罗马式风格。紧接着，维也纳大学艺术史家莫里茨·陶辛（Moriz Thausing）在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对该修复建议提出了强烈质疑。他反对以更美观或更符合历史的理由拆除入口现有的外墙，并形容施密特的做法是一场席卷奥匈帝国“修复主义瘟疫”（Phylloxera renovatrix），最终导致该重建计划被成功搁置。〔19〕追随着他的老师，李格尔于1902年1月发表了文章《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巨型大门》(“Das Riesenthor zu St. Stephan”) 。〔20〕他在其中论证了“重建”与“保护原样”这两种立场的对立性，并指出国家应当采取破坏性最小的保护方式。一时间，李格尔的文章成为关于这一教堂修复问题的讨论焦点。人们越发认为，李格尔无与伦比的理论建构能力，可以为他尚不熟悉古迹保护领域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除了上述理论，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第一年，李格尔就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实践工作。他的旅行考察范围包括如今奥地利、捷克大部分地区，中欧诸国小部分地区，最远到乌克兰西部。〔21〕所到之处，他记录了所见历史古迹的现状，并且多次召开修复会议。从该旅行考察的方向和线路可以看出，李格尔将奥地利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置于一个“欧洲东部”的整体语境之中。他认为，奥地利是“东南欧的科学先驱”，而“艺术问题”实际上关乎奥地利与欧洲东部那些地区之间的复杂关系。〔22〕在面对如此多样且复杂的历史遗迹时，他既要考虑如何保护，也要面对棘手的修复问题和压力。1902年，在尚未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之前，他就起草了一份关于壁画修复的研究报告，并且还提出了壁画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历史文献的意义〔23〕，这与当年盛行的“大面积修复绘画”的处理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24〕，体现了他对古迹保护实际问题的专业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而非修复”这一口号并非由李格尔首创，而是由英国“反修复者”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和艾特尔贝格尔等先行者所提倡，并在社会上日益流行的前卫观念——前者在1849年就抨击，修复是“建筑物可能遭受的最彻底的破坏”〔25〕，后者则在1873年维也纳艺术史大会上主张“我们要保护，而不是修复！”〔26〕李格尔不仅继承了“保护而非修复”这一前沿理念，更关键的是，他试图将从一种主要流传于知识分子与艺术爱好者中的伦理信条，系统性地建构为一套能够作用于帝国广大民众、并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普适性价值理论。这为其后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现代崇拜》的理论构建，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因此，由于李格尔任职的中央委员会与奥匈帝国政府的关系，李格尔的实践工作可能同时受命于奥匈帝国的官方叙事。正如玛格丽特·奥林（Margaret Olin）指出，19世纪大多数与古迹保护有关的运动往往与“政治复兴”和新兴的“爱国主义”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30〕李格尔的“保护”理念，通过坚持保留古迹历史的“层叠性”（stratification），在物质形态上承认并展示了帝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贡献。这使其理论超越了纯粹的美学或技术范畴，转变为一种精妙的政治工具：以一种无可辩驳的视觉形式，为构建一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共享的“帝国认同”提供了文化上的合理性。这其实是对盛行于19世纪的“修复主义”思潮的直接回应。修复主义倾向于将古迹恢复至某一理想化的“纯粹”风格，在多民族的奥匈帝国，这种做法极易陷入单一民族主义的文化陷阱。

　　在奥匈帝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帝国中，李格尔及其所在的中央委员会所倡导的这种保护理念，能够具体呈现帝国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体现不同民族历史贡献的并存与融合。这在文化层面被视为一种策略，旨在通过保留文物的“旧价值”和历史累积的痕迹，激发不同民族背景的人们对帝国共享历史遗存的情感联系，从而服务于构建跨越民族界限的共同体认同这一政治目标。正如鲁道夫王储所期望的，通过肯定“每个民族的个性特征”，来“鼓励他们在奥地利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李格尔的理论恰恰为这一政治愿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这一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对古迹保护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性的重塑和规范，成为奥匈帝国政府的一项紧迫任务，这直接促成了古迹保护法案的起草。

　　1903年，李格尔开始着手起草一套关于古迹保护的新法律——《古迹保护法》（Denkmalschutzgesetz）。这份长篇文件为评估历史古迹提供了一套具体的建议，概述了地方政府和古迹保护组织的职责，并提出了几项新的古迹保护法律。同年，该文件的序言以《现代崇拜》为题单独出版成册，在标题中李格尔被列为作者。〔31〕然而，在1903年由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官方文件,《奥地利古迹保护法律组织草案》(Entwurf einer gesetzlichen Organisation der Denkmalpflege in Österreich，以下简称《草案》）中，李格尔却未被指明为作者——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对于李格尔的研究普遍忽视了这一晚期作品。在这份1903年以李格尔的名义出版的序言中，李格尔对现代“古迹崇拜”（Denkmalkultus）的理论思想，以及这项工作的意义和目的，做出了如下解释、描述和论证：

　　在这篇文章中，李格尔再次展现了他创造并阐释理论概念的能力，系统地界定了古迹保护理论中不同时期关注的多种价值：有纪念（碑）价值（Denkmalswert）、纪念或缅怀价值（Erinnerungswert）、历史价值（historisches wert）、艺术史价值（kunsthistorisches- wert）、当代价值（Gegenwartswert）、旧价值（Alterswert）、新（颖）价值（Neuheitswert），相对艺术价值（relative Kunstwert）等。李格尔详细分析了这些价值的来源、特性及相互关系。概括而言，他将上述各种价值分为两类：作为“历史记录”的一切人造物品所承载的价值，比如“历史价值”，这些价值相对客观、稳定；作为“艺术品”所体现的价值，比如“旧价值”，它们取决于具体时代的大众品位，相对主观、可变。表面上看，这是对古物理论价值谱系的客观梳理。然而，其理论的真正锋芒，隐藏在对“历史价值”与“旧价值”这一组相对立价值的辨析之中。正是通过这一辨析，李格尔巧妙地将政治文化议题嵌入了看似中立的古物价值理论之中。通过分析他所提出的“旧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关键矛盾，结合李格尔在早期对于艺术制品中的情感维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理解李格尔古迹保护理论的关键学术脉络。

　　如果说，分析价值谱系体现了李格尔作为艺术史家的理论功底，那么他对“旧价值”的强调则暴露了他在更高的政治文化层面上的意图。在民族主义浪潮汹涌、帝国离心力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李格尔发现了一种能够超越知识壁垒和民族隔阂的强大力量——“情绪”（Stimmung），特别指的是大众对文物的朴素情感反应。要理解李格尔的古迹保护理论，特别是现代人的“古物崇拜”心理，必须以他对大众对文物的“情绪”反应的深刻洞察为基础。本文认为，李格尔对文物“旧价值”所激发的朴素情感的强调，与奥匈帝国晚期通过文化策略构建多民族共享认同的需求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而“情绪”这一概念正是分析这种联系的情感基础和传播机制的关键。

　　换言之，李格尔认为我们所关注的艺术，不管是以何媒介作为表现形式，首先是以历史为基础的——正是这一基础让我们觉得艺术是一个统一的主题。“历史价值”将古迹视为一份客观文献，其价值在于提供精准的历史信息，服务于学者和专家的认知需求。相较而言，“旧价值”则将古迹视为引发普遍情感体验的媒介，其价值根植于岁月留下的非文献性痕迹——如风化、苔藓与残缺——它诉诸大众的直觉与情感，而非理性知识。李格尔在《现代崇拜》中多次强调“旧价值”这种基于直觉和情感的特性：

　　年代价值的理论是由成千上万的人凭直觉感受到的，但开始时只得到了一小群好斗的艺术家和门外汉的公开支持，后来日复一日地获得了更多的追随者……否则，我们会冒着毁掉由年代价值所维系的那些兴趣的危险，因为历史价值本身导致了年代价值的现代发展……一件文物的老旧外观立即就透露出了它的旧价值。旧价值并非取决于文物过时的风格……而是取决于这样的事实，即旧价值要求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它不完整，残缺不全，它的形状与色彩已分化，这些确立了旧价值和现代新的人造物的特性之间的对立。〔35〕

　　因此，这两种价值在实践中常常相互冲突：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而进行的考古式清理，必然会抹去唤起愁绪的“旧”貌；而对充满“情绪”的衰败状态的保留，则可能丧失揭露古迹最初结构与信息的机会。李格尔理论的精妙之处，在于他不仅精准地从“历史价值”中剥离出了“旧价值”，更深刻揭示了它与“历史价值”之间复杂而紧张的辩证关系。李格尔在论述“旧价值”的普及性和情感性的同时，也指出“历史价值”是“旧价值”在现代发展的基础，这可能表明他并非将“旧价值”视为唯一或最高价值，而是更倾向于一种复杂的价值体系并试图平衡它们。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格尔生活的年代，“旧价值”成为那个时代美学观的主流——既要追求旧时代作品中某些强烈吸引着人们的部分，又要使其中的某些部分有别于原先的样子，从而使之符合当下的趣味。这种民族主义式的热烈情绪，激发了关于古迹保护的巨大关注，从而引发了关于艺术品价值的激烈辩论，特别是对于民间艺术和博物馆藏品。所以，他在《现代崇拜》中创造性地从“历史价值”中剥离出“旧价值”的概念，并强调“旧价值”在直观性、情感性上是引发大众文物崇拜的最佳媒介。这无疑凸显了他认识到这种价值在引发广泛共鸣方面的独特力量。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对“旧价值”情感力量的洞察，使其理论具备了被应用于构建多民族情感联系的潜力。

　　这一对情感力量的洞察，并非突然产生，而是根植于李格尔早期的理论经历。在1894年的《民间艺术、家庭劳动和家庭手工业》(Volkskunst, Hausfleiß und Hausindustrie）一书中，李格尔已经将“情绪”作为理解民间艺术价值的一种方式。〔36〕观赏者会在心中对本国制造业或家庭手工业产品产生出强烈的自豪感，这种情感与近乎宗教信仰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相关。此外，在1899年的《作为现代艺术之内容的心境》(“Die Stimmung Als Inhalt Moderner Kunst”）一文中〔37〕，李格尔又指出现代人对“情绪”的追求是自19世纪科学战胜宗教信仰的必然结果。〔38〕李格尔认为，那个时代的观众看待所有历史古迹时普遍采取非理性态度，而那些历史古迹和文物，特别是博物馆中的藏品，拥有一种“吸引人的能量”（werbende Kraft）。〔39〕因此，这些古迹或文物不应当被视为摆放在郊外或博物馆中“死气沉沉”的物品，相反这种“吸引人的能量”应该得到进一步有意识地培养。

　　因此，更早的时候，李格尔似乎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在日益大众化的政治时代，观念的传播与社会动员的关键已经发生转变。与其依赖精英阶层的逻辑论证，不如诉诸广大民众的直观情感与共同需求。这种对大众情感驱动力的深刻洞察，正直接投射到他对文物价值，特别是能引发普遍情感共鸣的“旧价值”的强调上。〔40〕“历史价值”的认知需要教育门槛，天然具有精英性，容易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帝国内部造成隔阂。而“旧价值”所唤起的“情绪”——对时间流逝的感怀、对沧桑之美的共鸣——则是一种超越语言的、跨文化的直观体验。李格尔正是抓住了这种情感的普遍性，试图将其打造为联结帝国多元族群的“情感最大公约数”。〔41〕甚至，在向中央委员会介绍自己的任务时，他亲自雄辩地展望了奥匈帝国物质文化的相互联系：

　　我们（负责奥地利古迹保护的公职人员）拥有……一座古迹宝库，这些古迹是千年文化生活的见证，其呈现出的丰富多彩令我们着迷。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些古迹所能产生的强烈情绪的作用（Stimmunswirkung），而且该情绪正在与日俱增……今天的波希米亚人（Böhme）〔42〕已经怀着同样强烈的情感去欣赏达尔马提亚大教堂（dalmatinischen Dome）的氛围，就像斯蒂利亚人（Steirer）〔43〕欣赏蒂罗尔壁画（tirolischen Wandmalereien），西里西亚人（Schlesier）〔44〕欣赏萨尔茨堡意大利风格的艺术品。〔45〕

　　换言之，在李格尔眼中，艺术史的“专制”导致了对文物的“狭隘历史主义”的观看和理解方式，进而导致了艺术家（也包括大众）不能像18世纪的艺术家一样直面古迹或者古物。在这种文化中，艺术家和观众被教导要重视历史复兴，而不重视自由而富有前瞻性的创作，最终导致他们沉迷于这种狭隘历史主义。准确来说，李格尔批判的是一种僵化的、模仿式的历史主义。他担忧的并非“旧价值”本身，而是当“旧价值”被从其自然演变的历史脉络中剥离出来，沦为一种可供任意复制的风格样式时，所导致的创造力枯竭。因此，李格尔所倡导的对“旧价值”的尊重，是基于其时间流逝的真实痕迹与情感唤起力，而非对其风格形式的肤浅膜拜。这恰恰与他在更早工作中的立场——反对“修复”古物至某一历史时期的纯粹风格——一脉相承。

　　总的来看，李格尔在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卓越贡献，对整个20世纪的中欧乃至全世界古迹保护政策和法律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1903年的草案中，李格尔提出古迹保护应该首先聚焦于纪念碑和公共建筑。同时，他也预见并倡议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私人拥有的古迹或文物，但这取决于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民众对“旧价值”具备充分的理解和成熟度，即愿意将古迹及其历史维度视为生活的一部分；二是为受影响的私人所有者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47〕在《草案》的第二部分，李格尔将古迹保护理念引申到社会政治中，指出“旧价值”的出现只不过是社会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三部分，李格尔提出了对负责该法的奥地利古迹保护机构进行重组的建议。这些《草案》中的关键问题至今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并强调了李格尔的卓越见识。

　　1905年，李格尔因癌症悄然离世，享年47岁。但他生前在古迹保护领域的诸多努力，已经悄然成为后来古迹保护相关法律的理论基础。李格尔在《古迹保护法》草案中的诸多理念，后来被纳入德沃夏克编写的《文物保护教义》（Katechismus der Denkmalpflege）之中。《文物保护教义》以李格尔的理论方法为基础，通过古迹保护中正反案例的对比，来阐明古迹保护的原则和指导方针。这些文件被纳入了于1918年的《文物出口禁令法》(Ausfuhrverbotsgesetz）和1923年正式出台的《古迹保护法》(Denkmalschutzgesetz）。已被世界公认为古迹保护基准文件的1964年版《威尼斯》，在权衡不同乃至对立的古迹保护立场时，其思想根源也可以追溯到李格尔的古迹保护理论。〔48〕

　　在李格尔未完成的设想中，他希望建立一个“中央艺术史研究所”，负责古迹保护方面的活动，其任务是编纂“奥地利艺术地图”（Österreichischen Kunsttopographie）系列书籍。在李格尔去世后的1911年，他的继任者德沃夏克还为此项目专门成立了“国家古迹艺术史研究所”（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des Stadtsdenkmalamtes），这项始于1904年夏季的工作才终于得以实现。〔49〕

　　正如本文所论证的，李格尔通过对文物多重价值，特别是在情感维度上“旧价值”与“情绪”的深刻洞察，不仅系统性地构建了现代古迹保护的理论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们对古迹价值的判断和实践，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他在奥匈帝国晚期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如何创造性地探索了古迹文物作为情感纽带和共享记忆在构建跨越民族界限的共同体认同中的巨大潜力。李格尔的理论遗产，尤其是他对于“旧价值”所蕴含的普遍性情感力量的开创性发掘，至今仍为面临文化冲突与认同挑战的现代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深刻启示：文化遗产不仅是记录历史的文献，更是一种能够超越族群、语言与知识壁垒，凝聚集体情感、塑造共享未来的强大媒介。

　　〔21〕1903年的考察区域包括下奥地利州（Niederösterreich）、上奥地利（Oberösterreich）、萨尔茨堡（Salzburg）、克恩顿（Kärnten）、北蒂罗尔（Nordtirol）、南蒂罗尔（Südtirol）、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特伦蒂诺（Trentino）、施蒂利亚（Steiermark）、克拉伊纳（Krain）、海岸地区（Küstenland）、达尔马提亚（Dalmatien）、波希米亚（Böhemia）、摩拉维亚（Mähren）、加利西亚（Galizien）乃至遥远的布科维纳（Bukowina）的数百座重要建筑遗迹；1904年的考察范围有所增加，除了奥地利各省、南蒂罗尔和特伦蒂诺之外，还包括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nische Küste）、戈尔兹（Görz）和伊斯特拉（Istria），以及布拉格、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他还多次前往克拉科夫（Krakau）和加利西亚的斯坦尼斯劳（Stanislau in Galizien），最后布科维纳（Bukowina）也再次被列入考察范围，直至1905年他的病情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