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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关系根源于两国间的历史文化纽带，以及在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上的高度契合。美国政府将美加关系定义为“最紧密、最广泛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拿大政府则称与美国享有“独特关系”。1961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概括了两国紧密关系的多维性：“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要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2023年3月，时任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再次强调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他表示，“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

　　边境安全问题已成为观察美加信任裂痕的显微镜。近年来，美加边境安全与跨境执法合作摩擦频现。美加此前推动的出入境信息共享等多项计划因加拿大对主权和隐私权的担忧而推迟实施。与此同时，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统计，美加边境发生的截获事件在2024年激增至23721件，较两年前增长了10倍。美国政府愈发强调美加边境正遭受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毒品问题乃至的渗透，以威胁感知驱动边境管控强化，与加拿大对边境的传统治理逻辑日渐疏离。

　　美加在防务分担上也存在分歧。二战后，美国通过一系列战略安排将加拿大全面纳入北美防务体系，使加拿大在防务与安全领域别无选择地依赖美国。这一进程在冷战背景下不断深化。1958年，美加联合成立北美防空司令部，按照美国承担60%、加拿大承担40%分摊经费。然而，由于加拿大长期面临军费预算紧张的境况，两国实际经费投入成为一笔“糊涂账”。美国政府屡次指责加拿大在防务上投入不足，批评其未能履行盟友责任。这与美加紧密同盟关系理想化叙事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与加拿大互为对方最大出口市场，两国经贸关系高度依存。然而，由于综合国力与经济体量上的差距，加拿大在经贸方面对美国具有结构性依赖。2023年，加拿大货物出口总额的77%流向美国，货物进口总额的约一半来自美国。同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货物只占其货物进口总额的约14%。加拿大的对外贸易活动几乎以美国为中心，而美国则拥有高度多元的进口来源。这种不对称的经贸依赖关系，使加拿大格外担忧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与政策摇摆。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的父亲、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曾用“与大象共眠”比喻与美国为邻：“无论这头野兽多么友善温顺，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你。”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加拿大对美贸易额大幅增长，并逐步超过对英国贸易额，这也使加拿大经济愈发受到美国贸易政策波动的影响。1930年，美国出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农产品等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导致加拿大出口收入严重下降。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经济增长整体上较低迷，但对外贸易却一枝独秀，关键也在于对美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不同的案例，都凸显美国市场对加拿大的重要性。

　　美加经贸关系紧密，但在多个领域长期存在贸易争端。传统领域包括汽车、能源、木材、小麦和奶制品，而新兴领域则涉及数字服务税、网络新闻与视频、关键矿产。加拿大在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总是相对被动，这主要是源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对加构成结构性约束。此外，加拿大既要寻求与美国发展更加平等互惠的经贸关系，又要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与价值观，这种双重目标并不总能实现平衡。细数美加历次贸易争端，“剧情”一般都是美国挑起争端，加拿大在维护自身利益与面对美国施压之间陷入两难。多数情况下，争端以加拿大让步妥协收场。